<p style="">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·古德哈特在货币政策研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察：当某种统计规律被用作控制工具时，原有规律可能发生变化。后来，这一思想被扩展为我们熟悉的“指标成为目标后，可能不再是好的衡量指标”。广为传播的简洁表述主要来自玛丽莲·斯特拉森等人的后续概括。</p><p style="">举个例子： 如果一家医院仅用每日接诊人数评价医生绩效，医生可能更倾向于增加接诊数量，复杂患者得到的诊疗时间和沟通质量反而可能下降。</p><p style="">这并非必然结果，却说明考核制度能够改变被考核者的行为，从而影响指标本身的解释价值。</p><figure data-content-type="image" style="display: flex; flex-direction: column;"><img src="/upload/%E6%88%AA%E5%B1%8F2026-11-06%2013.15.46-ZfTp.png" width="1556px"></figure><p style="">这个概念对社会工作项目评估、基层卫生绩效考核、医学人文素养评价都有启发：衡量工具必须尽量覆盖真正重要的结果，并关注考核本身是否改变了人的行为。</p><p style="">必须值得思考的一点是：衡量工具真的能否完全的覆盖真正重要的结果？或者换句话来说，会不会有非重要的衡量指标参杂在其中？并且这种会对考核的结果产生何种影响？我个人认为尚没有一种好的方式来改变，至少当下没有，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的适应。</p>